随着复工潮的到来，大量流动人口回流，给城市社区防疫工作带来挑战与压力。2月7日以后，中央全面部署抗疫工作，指出社区是防疫抗疫工作的第一线，这就给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防控在疫情防控中无疑起着基础性作用。城市社区体量大、流动性强、社区情况复杂，相比而言，基层社区防疫力量十分薄弱，城市社区治理在此次疫情中暴露的真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城市社区在疫情中暴露的问题
1、社区基层组织悬浮，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过浓
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并非仅仅源于社区人手不够，还有更主要的两方面原因：一是基层社区作为治理体系末梢，需要应对自上而下的不同部门各个条线的大量检查、督查、评估，不仅要承担各种自上而下的目标任务考核压力，还有各种评比、创建活动，基层干部在应付各种检查、做表格、想方设法搞特色、搞活动以及办事留痕方面就要耗费大量精力。另一方面，城市社区面对大量陌生、流动的社区居民，熟悉群众就比较困难，更别谈动员群众，从而致使社区工作日常时期疏于联系群众，乃至放弃群众路线。平时没积累群众资源、治理资源，非常时期自然就更加无法识别群众、发动群众，导致关键时刻社区工作无抓手。在当下抗疫关键时期，遇到诸如社区干部填填表格，做做样子；社区群众摆架子，提要求，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确保日常工作做到位，关键时刻才能有抓手。
2、群众缺乏参与意识，居民自治难以激活
防疫抗疫不能仅指望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关键在于能否将居民组织。居民自治一直是社区基层工作的难点，也是社区基层改革一直力图突破的地方，但实际来看，改革多年还是不得要领。在这种关键时期，如果城市社区居民自治还是难以激活，那么居民自治将是一纸空谈。就不少社区现状来看，疫情当前社区居委会还是倾向于包办一切，而事实上又力不从心，于是引来各种骂声。激活居民自治的关键还是在于改变防疫抗疫的方向和思路，具体来说，还是要从群众生活的小事、细节出发，想方设法将社区群众组织起来。
以小区送快递为例，不少小区自从社区禁止快递员送货上门后，快递员全部将快递放于一个集中点，每次找快递都是翻半天，不少快递错拿遗失。这是不少社区居民面临的普遍问题，居委会光接居民投诉一天就几十个，社区完全可以借此跟楼栋长或居民协商，在每栋居民楼或每几栋居民楼之间设一个临时快递点，或采取其它方法来解决快递问题。
再比如，防疫抗疫期间的买菜送菜问题也是居民普遍面临的问题，社区平台却搞一些离实际生活大多数人很远的噱头，就笔者所看到的一个老旧小区，社区平台这时候还是挂着年前社区请了某服饰专家讲了服饰礼仪之类的新闻，而事实上这个老旧小区很多高龄老人群体。在社区工作的常态时期，我们也经常看到社区为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在增加社区参与途径上做足了文章，搞各种看似丰富多彩的活动，而实际参与的都是些固定群体，都是些老面孔，这些社区参与专业户不少都是为了活动的物质奖励来的。这种活动办得再多，也无法提高社区治理效果，反而适得其反，造成居民对居委会和表面积极分子的反感，甚至造成一些居民的被排斥感。
另外，识别群众教育群众也非常关键，前几日，有记者就报道在疫情肆虐，国家的防控政策愈加严格的情况下，武汉某社区还有确诊病例不服上级要求坚持要在家自行隔离，拒不接受入院诊治，因患者是老人，社区无法强行对其隔离，社区工作人员近似哀求其入院隔离都不行，最后还是其他业主和业委会发现后施加压力，邻居们无奈轮流打电话报警才最终将病人送入方舱医院，而此后其家属依然乘坐小区公用电梯下楼扔垃圾。不仅要让居民有参与意识，有参与途径，懂得争取权利，更要懂得承担责任和义务。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基础是群众有真正的公民意识，在一个不懂得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社会提高自治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群众有需求就有很多深入群众的契机，社区工作不去抓住这些群众的实际需求，识别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总是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只会让居民自治越走越远，愈发偏离自治方向。
3、社区物业管理服务能力滞后，社区物业参差不齐
当前，城市社区的基本运转主要由物业公司维持。一些开发商较好的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及服务能力都还好，不过，物业服务的范畴主要限于公共环境及基本公共设施的管理维护上。物业公司很难直接对接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细碎小事，诸如小区居民乱停车、摆椅子凳子乱占停车位这种常见的事情，物业公司管理人员通常避之不及，这是社区居民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可能愿意为公与居民发生矛盾或口角冲突。协调不好的情况下，物业、居委相互推诿也时有发生。
一些老旧小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收缴困难，物业公司难以为继，不少老旧小区物业又外包，甚至有些老旧小区工作人员仅有1个，人员结构极其不稳定。防疫抗疫特殊时期，一些老旧小区物业难以发挥最基本的作用。武汉一些社区物业管理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却被居民指手画脚，社区工作人员累死累活却不被理解，出现“社区干、群众看”或“物业干、群众看”的吊诡局面，这些都不是哪一个方面的原因，而在于长期以来的社区治理方向有偏差，社区治理机制没有理顺。近日，虽疫情形势趋于下降，但物业管理跟不上，消毒、防护、隔离措施不到位，社区防疫把关不严，伴随复工潮到来，疫情反弹风险增加。
4、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长期存在偏差，社会组织关键时刻掉链子
当政府直接供给服务无法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时，就交给社会组织服务。政府购买服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区治理的时尚，只要有项目资金，交给专业的社会组织供给服务，政府省心，服务又专业，似乎是两全其美的事。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专业社会组织真正能做到为民服务的少之又少，不乏一些社会组织就是为了套取各种项目资金。以某街道一个养老社会组织来说，又称为某某养老合作社，主要服务高龄老人，因为能动的低龄老人的基本都不会去合作社，而去的老人通常是住在附近的几个老人，因而该社会组织真正服务的老人其实只有几个。但却占了几层楼的面积，楼上是高大上的常年关门的老人活动中心和阅览室，使用频率主要视上级检查频度和外来人员参观频率而定。同时该组织还雇佣了几个工作人员，负责做饭、打扫等等，还有若干名社工。其实该养老组织主要不是提供养老服务，而是应付检查和接待各种外来的参观人员，领导主要负责包装各种项目，从各种途径搞项目。据一社工透露，一年的运转经费达几百万，申请的项目经费当然也不计其数。项目越多，打造的点越高大上，视察参观的人也越多。设想如果由居委会出面协调调动社区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或许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说这个社会组织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话，还有很多社会组织都是具有明显的企业化色彩，而其所谓人性化、个性化、特殊化的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标榜，与普通居民的大多数需求相距甚远，甚至毫无关系。
这些社会组织套取了政府的大量资源，政府调用大量资源通过这些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服务，而到了诸如防疫抗疫的这种关键时期，这些社会组织鲜有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也几乎不可能派上用场。
5、过度依赖技术治理，社区网格面广而内空
正是在居委会、物业、居民自治、社会组织都存在某种程度失灵的情况下，技术治理被各方推崇，都指望新型治理手段能够化解问题于万一。在流动性较大的城市陌生人社区，技术治理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社区APP、微信平台、社区网格等等，在问题查找、信息统计、民意反馈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过分依赖这些技术手段，甚至试图从这些技术手段上不断创新寻求新意，社区治理效果恐怕就不尽如人意。
就笔者在多地调研的经验来看，不少城市社区网格仅发挥搜集问题、发现问题、上报问题的有限作用，一些网格员为完成工作量制造问题，反而造成居民的反感心理，产生的治理效果与网格投入完全不成比例。能把社区网格做到实处的通常是利用了社区本身存在的熟人社会网络，如我们所调研的苏州吴中区的郭巷街道，街道层面成立社区联动中心，联动中心主任由街道一把手兼任，将楼栋长、老党员、拆村之前的小组长、退休干部、妇女主任、居委、物业等等都纳入网格，以纵向层级关系填充横向网格，实现上下互动和多方联动，增加了社区治理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简而言之，当前城市社区防疫面临的问题，都是城市社区治理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问题，根源在于城市社区治理的方向存在问题，只是在常态时期没有暴露出来。单纯进行资源输入、组织输入容易，真正困难的在于社会动员能力和群众认识水平的提升，基本制度保障建设和调动群众参与热情、群众自组织建设才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难点和重点，也是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效的常态治理机制。
二、意见建议
城市社区治理在此次疫情中暴露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城市社区防疫抗疫工作要做好要做得让群众满意，不可能仅仅指望几个社区工作人员，还是要动员群众，激活社区自治，构建城市社区防疫抗疫常态化工作机制。
短期来看，一是要自上而下用力，鼓励、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不仅可以让机关干部带头走群众路线，也能够充实基层工作队伍。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人手紧张，疫情排查、社区防疫办法制定、防疫知识宣传、防疫法律、特殊时期的矛盾纠纷协调处理等等都离不开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机关干部下基层绝不可以摆领导干部的架子，反复视察、督查，只会给基层增加压力、负担，引起反感，要深刻认识到过度督查评估是形式主义泛滥的根源之一，对基层一线工作人员要给予充分信任，合理引导，并肩作战。
二是要自下而上发力，发现、培育社区积极分子和社区内生自组织，以社区内生自组织充实社区基层工作队。具体而言，可从社区内部遴选楼栋长、片长、男女小组长等，充分发掘社区热心分子、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年轻大学生、社区闲赋在家的宝妈等等，把工作做在日常，积累群众基础，关键时期才能调动群众发动群众。疫情防控时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微信群、qq群等线上组织将分散的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居委会可引导居民对具体事情展开讨论，共同议事、表达需求、出谋划策，力争以有限的资源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三是加强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夯实抓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党支部、物业党支部、业委会党组织及居民党员在社区党建中的引领作用。总之，要上下联动，充实社区基层组织，以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确保防疫抗疫工作顺利开展，通过防疫抗疫促进城市社区治理落到实处。
长远来看，要改变思路，纠偏方向，理顺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一是要切实将自治权下沉，直接赋权给社区和居民，在防疫抗疫开展的同时，加强社区基层人员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建设以及居民的自组织建设。二是要改变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一刀切的供给方式，警惕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资源输入方式主导政府公共资源分配的方向和方式。社区公共服务要对接大多数居民的普遍化需求，日常生活中还是要赋予居民以某些公共服务供给的自主权，让社区有自主权来解决本社区急需解决的、与大多数居民直接相关的内部事务，调动社区群众参与热情，最终才能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希望经过此次疫情，城市社区治理能够丢掉花架子，疫情中疫情后，都来实的！
（作者王会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